你的身边,谁是疫情防控主力军?
10月25日讯(记者余春焰 通讯员邓佳一)近日,华中师范大学“社区协同治理课题组”对武汉市6个不同类型和地社区621位社区居民对疫情期间社区服务工作和协同水平的满意度,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武汉市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受到普遍认可,但相关政策仍有许多改进空间。
疫情防控工作仍然存在种种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城乡基层社区作为衔接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系统,被迅速动员起来,成为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但同时,“疫情也是一面镜子”,反映出疫情防控中基层治理体系运行的短板和不足,对于疫情风暴中心的武汉市而言更是如此。
在疫情的冲击下,武汉市政府以及社区的供给能力远远满足不了社区居民的需要,加之疫情带来的停工停产的影响,武汉社区的物资4短缺问题在疫情中前期普遍存在,从口罩、体温计和护目镜等抗疫物资到大米、粮油和蔬菜等生活物资都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加之武汉市社区居民的工作停滞,大量社区居民的正常收入难以维持,导致了对物资获取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对疫情防控工作效果的调查中,53.6%的居民表示在获取物资方面存在着种种困难。此外,疫情期间武汉市社区居民具有恐慌心理,调查显示,48.63%的居民面对着“心理恐慌难以纾解”的问题。心情的低落以及居民精神状态的颓废严重影响了居民的身心健康和抗疫态度,虽然有类似于教育部华中师范大学心理援助热线平台等专业的心理疏导平台,但由于这类平台资源有限且难以主动找到心理恐慌的社区居民,无法为居民普遍带来慰藉,因此大部分居民这的种心理恐慌依旧难以缓解。加之社区居民专业的的防疫指导欠缺,进一步加剧了居民原有的恐慌心理以及社区内疫情的传播。
各色社区基层治理单位成为疫情防控主力军
百步亭社区工作人员的线上工作主要是通过爱心辅导等活动为居民提供线上心理辅导,形式多元性较弱.而线下工作则内容较为充实,华师社区西区网格员自疫情初期始,便在辖区各个居民楼道内张贴告知书,通知居民近期不要外出,勤洗手,消毒。之后按照学习防疫指挥部的要求,对全校居民楼进行封控管理,安排学校党员突击队队员进行巡查。他们以社区为单位联系中百超市定期将居民生活物资送至学校,再分发到各位居民家中,同时,挨家挨户上门量体温,电话联系不在家中的居民,并询问身体状况,针对辖区内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残疾人及低保家庭,发放政府的免费爱心菜。而永久社区的的志愿者和网格员也在为期几天的大排查,实现居民摸排全覆盖的基础上,进行复排,以实现动态监管。
在社区居民的个人层面,由于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和危险性等特点,只有39.5%的居民参与了社区的宣传防疫知识、采购与发放防疫物资、心理疏导和社区消杀等防疫工作,而在这些参与社区防疫工作的社区居民中,有61.2%的居民都是作为网格员、社会组织成员、党员下沉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等身份参与,只有将近四成的参与者是普通居民,所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下,社会组织、社区两委、党员和网格员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协作才是疫情防控的主力军。从问卷中居民对参与社区疫情防控的力量主体的了解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居民的视角层面,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社区两委、党员和网格员等也都在很大程度上为社区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民对于这些主体的工作表现也都大部分给予了比较满意的评价,可以说正是这些主体的参与才有了武汉社区疫情防控的胜利成果。
大多数居民希翼采用多元主体协同的合作抗疫方式
正是由于疫情期间社区居民物资缺乏、收入减少、心理恐慌和缺乏专业防控疫情的指导等问题的普遍存在,传统的以地方政府或者是社区两委等单一主体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难以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下进行广泛的组织动员,难以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针对这些问题,武汉市居民所在的社区大多采取相应的透明的信息管理、多主体协作、党员下沉等综合性的抗疫举措。而在我们调查的武汉市社区居民中,有68.8%的居民所在社区采用了社区多主体协作这一举措作为应对疫情的治理方式。
通过对武汉市621名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对于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政府强化协调工作力度,承担剩余风险,建立包含社区、政府、社会组织、居民代表的用于沟通的协同机制以及建立针对抗疫工作人员的激励机制等政策建议,社区居民普遍对政策建议有较高认可度,对提高社区协同治理能力持有积极的态度。
这也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社区多元协同治理模式优化路径研究时要注重协调重构社区多元治理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社区网格间的信息反馈机制和激励机制和搭建第三方资源整合平台等方面的举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在实地调查与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总结并优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社区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模式这一具实际操作性的社区治理模式,并力图使之实现在全国更大范围内的具体应用。这一经验总结和路径优化对于保障和改善社区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都具有重要意义。